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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當代中國的實踐與創新研究》研究報告
發布日期:2018-10-23 16:40:19    來源:未知    作者:陳曉莉    瀏覽量:4252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協商民主理論研究開始在西方興起。進入21世紀,我國學政兩界也開始關注協商民主問題。2001年哈貝馬斯將協商民主帶入中國,短短10年,協商民主迅速地從學術熱詞變成政治熱詞,最終進入中共十八大報告。協商民主的基本含義是指協商主體通過自由平等的公共協商參與決策。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強調“要完善協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機制,深入進行專題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提案辦理協商,積極開展基層民主協商,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把協商民主正式寫進黨代會報告,是十八大的重要歷史貢獻,也是重大理論創新,是對新中國建立以來協商民主在中國數十年理性思考與實踐探索的一個總歸納,新概括。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次強調要“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這是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實踐的積淀、升華和吸納,對于我們深刻理解不同語境下的協商民主內涵,增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話語權,探索和創新中國特色民主政治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指向意義。

本課題研究分四個部分對中國協商民主的發展問題進行研究。第一部分是中國的協商民主實踐:發展與意義,主要闡述分析協商民主的實踐價值;第二部分是對中國協商民主的實踐形式進行總結和分析,從國家政治層面和基層社會治理層面兩方面進行分析。第三部分分析協商民主實踐存在的問題與面臨的挑戰;第四部分是提出完善、發展和創新協商民主的具體進路。

一、中國的協商民主實踐:發展與意義

協商民主雖然發端于西方,在我國運用依然具有可行性。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與中國的國情相適應,它既符合中國的政治傳統,又能夠滿足現代政治發展的需要。就國家制度層面而言,協商民主有助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建設,實現黨的領導、依法治國與人民當家作主的有機統一,完善我國的政治體制。從政府行政角度來看,協商民主有助于規范現代公共行政,構建廉潔高效的政府。從基層治理方面來看,協商民主可以拓寬公民意見表達渠道,促進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擴大公共利益,推動基層民主的縱深發展。就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設而言,協商民主有助于培育良好的公民精神,形成一種寬容、理解、對話和理性的民主氛圍,促進經濟、政治、社會和環境事業的發展。

(一)協商民主是化解底層沖突的重要途徑

民主協商機制可以大力引導底層群眾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解決利益矛盾、化解底層沖突。基層是各界群眾利益的交匯點,也是矛盾易發點。因此,越往基層延伸,協商民主機制的作用越發揮得淋漓盡致。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因企業改制、城鎮拆遷、農村征地補償等問題滋生了大量社會矛盾,社會群體性事件和個人極端事件頻發,導致政府與百姓之間的關系緊張。運用協商民主來化解基層治理中的社會矛盾,關鍵是要在理性對話之中實現利益均衡。參與者充分積極地回應,強者的理由被修改,弱者的理由被重視,最后,所有的參與者反復傾聽和衡量不同的觀點和理由之后,基于公共利益的考慮,達成共識。協商對話可以把街上鬧事引導到會議桌前議事,給他們提供一個機會來申述他們的理由,宣泄釋放被積壓的情緒,即在日常的協商民主機制中消化異見,解決異議。學者李君如認為協商民主三大優越性符合中國“和為貴”文化,第一,參與的廣泛性,第二,參與形式的平和性,第三,實現結果的有效性。它既能夠實現民主的本質,即人民當家作主,又能夠促進社會和諧。協商都是為了用對話去代替對抗和對立,協商都要在平等的基礎上尊重彼此的利益區別,求得一種盡可能的社會和諧。[1]群眾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納入合法有序軌道,就不會頻繁出現一個偶發事件可以迅速轉化為突發性社會事件的現象。

(二)協商民主可以減少決策失誤

“民主”是建立在各方自由平等基礎上對話、討論,允許“討價還價”,而不是強制推行某一方的主張;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情況通報會,而是強調協商過程的民主,協商民主在尊重不同利益群體平等地位、充分反映不同群體的意見、促進溝通對話和理解等方面能夠發揮有效的作用。[2]整個過程使政府決策更為科學、民主和透明,如果地方政府提早做好協商、聽證、咨詢等工作,可能就會避免出現官民對抗、資源浪費和決策失誤等現象,而經過協商后的決策,更容易得到民眾的支持,執行起來更加有效。

(三)協商民主可以緩和官民矛盾

協商民主最主要的特征是“直接”,利益相關各方都有資格直接、平等參與協商,而不是“代議式”協商,這有助于底層群眾更加直接、準確的利益表達;現在地方政府不敢和老百姓對話,老百姓也不愿意和地方政府對話,政府與公民之間的互動情形并不理想:要么是二者之間毫無互動的“兩張皮”,各自單干,要么是“經常扭打在一起”,互相指責、互相抱怨。究其原因,主要癥結就在于建立在理性交往基礎之上的協商、溝通和合作是十分有限的,甚至就根本沒有交流。[3]通過搭建制度化的協商平臺促使政府與城鄉基層的直接、全面的溝通與銜接,做到社會各方面成員的利益訴求都能夠在民主協商中得到討論、協調和平衡,協商的意見和建議都能夠在黨和政府的決策和政策中得到應有體現,有效實現上下互動使社會主義民主運轉起來。

(四)協商民主可以激活基層人大

全國五級人大一般為:全國人大、省人大、市人大、縣人大、鄉鎮人大,人大代表,總數270多萬人。其中縣鄉人大代表大約是250多萬人,這一部分代表是直接選舉產生的,其余的代表,地市一級、省一級和全國人大代表,加起來不到20萬人,這些代表是間接選舉產生的。百姓和人大代表、地方政府之間能夠坐下來大家談話的機會不多。協商民主也是人大代表監督政府、公民參與政治和政府事務的有效途徑。比如在臺灣鄉鎮一級的預算,鄉鎮的民意代表審查臺灣鄉鎮政府的預算要審40天,一個一個的問,買幾只杯子,民意代表都要問,在其他國家也都是這樣。政府制定完預算后,人大代表怎么審預算要有一個規章制度,過去我們地方政府預算的審查是由政府制定了預算,表決通過就行了,人大代表基本沒有審核預算的過程,八項規定后精簡會議走極端,政協和人大會議沒有時間看政府預算和兩院報告。地方鄉鎮一級人代會一年能開半天到一天會,而浙江溫嶺鄉鎮一級的預算在年初的時候可以開兩到三天的會議,把整個預算的90%以上由部門預算的方式拿出來,讓人大代表進行審議,2014年1月,在溫嶺市橫峰街道試行的“選民議政會”,其議政方式綜合了鄉鎮人代會、人大常委會專題審議會、人大代表提議案交督辦和民主懇談會等形式的核心功能。標志著溫嶺市首個街道選民議政會正式誕生,也開啟了該市對基層民主政治機制的又一次創新和探索。66名議政代表代表選民參與街道經濟社會事務管理、協商和監督。溫嶺,這個民主懇談的發源地,又開始向新的協商民主領域發力。[4]上海的閔行區建立了人大代表預算審議的基本規章制度,釋放民眾的議政熱情,其預算參與民主協商意義十分重大。

(五)協商民主可以減輕地方政府需要承擔的無限責任

對于地方政府而言,這是協商民主最大的好處。面對著利益格局日益分化、社會需求日益多元、社會事務日益繁雜、社會問題日益增多、社會矛盾日益凸顯的經濟社會形勢,習慣于包攬一切的政府,其社會治理能力受到嚴峻挑戰,明顯力不從心,多元協商共治成為基層社會管理創新的必然選擇。比如,在城市基層治理中,城中村改造變遷過程中出現了新的權力關系,以社區黨支部、村(居)居委會、社區工作站、物業公司、業委會、改制后的新設公司、群眾工作室、便民服務站、人民調解室、警務室等為主體的多元互動權力結構。面對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政府作為社會管理唯一主體自上而下的治理格局難以為繼,構建以信任、平等、協商為理念,重點推廣“五位一體”民主議事制度,即:社區黨組織、村(居)委會、業主委員會、物業服務企業、社區民警五方代表共同組成民主議事委員會,形成“五位一體”的民主議事制度。議事會作為一種組織和機制,它能將黨支部、村居委會、社區單位和社區居民有效地整合起來。議事會遵循協商原則,議事會成員也能運用各自的資源、能力和影響力將協商結果付諸實施。依托民主議事會,研究討論與社區居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熱點難點問題并進行民主協商解決。如,困擾社區的安全衛生、寵物管理、亂搭亂建等老大難問題得到妥善解決。通過共同研究、探討和協商解決與社區居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熱點和難點問題,搭建起相互溝通、平等對話的社區工作平臺。以搭建廣泛參與的社區治理平臺為載體,以議事協商、民主決策為方式,發動社區代表及社區成員參與社區內各項服務管理工作,不斷增強社區群眾的社會責任感和歸屬感,有效實現了十八大報告所強調實現政府管理和基層民主有機結合和良性互動。協商民主讓區街政府與社區各利益相關方以協商的方式共同解決城市基層管理中的有關問題,大大減輕了政府負擔。

二、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實踐的運行層次

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經過長期的實踐探索目前已經形成了多層次的協商民主運行格局,主要表現為二個層面:一是國家政治層面的協商民主實踐;二是社會治理層面的協商民主。

(一)國家政治層面的協商民主實踐形式

1.人民代表大會實踐中的協商民主

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及相關非正式制度中,協商民主一般表現在人大代表聯絡處、代表述職、人大信箱、評議制度、立法聽證制度等等相關制度中,而立法聽證最為突出。立法聽證是立法機關在立法過程中直接地、公開地聽取社會意見的一種重要方式。我國國內首次立法聽證會是在1999年9月9日廣東省九屆人大常委就《廣東省建設工程招標投標管理條例(修訂草案)》舉行,被稱為“立法民主化、公開化”的里程碑。隨后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將立法聽證納入其中?!读⒎ǚā返谌臈l規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員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采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立法聽證是讓社會公眾切實可行地參與立法,依賴公平原則、效率原則、辯論原則對立法事項民主協商,提出立法意見,提高立法質量。立法聽證程序要求讓各個階層、不同利益群體參與并且展開辯論,體現了立法為民的本質屬性;立法聽證程序是在公共平臺上廣納民意,是典型的“陽光立法”,保證立法質量。之后立法聽證會在國內不斷推廣。2004年北京就《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辦法(征求意見稿)》舉行首次立法聽證會,此次聽證會全面詮釋了協商民主的真正內涵。此次聽證會要求陳述人平等地行使發言權。該會篩選的16名聽證陳述人中,不僅退休人員、醫生、教師、技工,也有公檢法系統的工作人員。陳述人享有8分鐘建言時間,同時允許兩分鐘補充發言。由于對聽證事項持有不同觀點的人數相當,每方的發言時間基本持平。其次聽證人和主持人都很公正地行使職責。在聽證會進行時,聽證人認真地聽取陳述人的發言;而對于超時沒有完成發言的陳述人,主持人根據聽證規則限制其超時演講。立法聽證會將普通民眾歸為法律的設計人角色,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治理體系現代化”要求不斷深入立法聽證會,推進協商民主在人大中的實踐,以實現頂層設計的民主化、民意化、民心化。

2.人民政協實踐中的協商民主

人民政協是實現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主渠道。在中國整個政治系統中,人民政協是協商民主制度化發展最為完善的部分。就政治協商的形式而言,人民政協政治協商的主要形式有政協全體會議、常務委員會會議、主席會議、常務委員專題協商會、政協黨組受黨委委托召開的座談會、秘書長會議、各專門委員會會議、根據需要召開由政協各組成單位和各界代表人士參加的內部協商會議。同時,隨著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人民政協民主協商的形式也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完善,十八大報告就明確提出了要深入進行專題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提案辦理協商等民主協商的形式。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人民政協初步形成并確立了“全體會議集中協商、常委會議專題協商、主席會議重點協商、專門委員會對口協商以及其他形式的經常協商”的會議協商格局。[5]就政治協商的內容而言,人民政協政治協商的主要內容是國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針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各黨派參加人民政協工作的共同性事務;政協內部的重要事務以及有關愛國統一戰線的其他重要問題。人民政協作為統一戰線的組織,其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三大職能時要遵循“三在前”、“三在先”原則:重大決策要協商在黨委決策之前、人大通過之前、政府實施之前;制定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要先協商后決策,對重要人事安排和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要先協商后決定,制定重要的地方規范性文件要先協商后通過。就這些問題在決策前和決策執行過程中與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進行協商,廣泛聽取社會各個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使作出的決策更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各個方面的要求,從根本上實現了人民政協政治協商的價值與功能。

(二)社會治理層面的協商民主

近年來,除人民政協制度外,中國城鄉社會已經發展出了許多協商民主制度形式,不斷地豐富著中國特色的協商政治的內容,驗證、完善和發展著協商民主理論,成為我們探索協商民主的杰出成果?;鶎由鐣卫韺用娴膮f商民主實踐形式就是社會領域和社會管理層面的協商民主,主要表現為基層協商,基層民主是我國民主政治的基礎,如同經濟體制的民間創新,基層也是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沃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主精神的培育,民主實踐的探索和民主機制的建構,都是在基層發生、發展和得到檢驗的。特別是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國基層民主政治的創新,取得了越來越多的理論成果、制度成果和實踐成果。

協商民主在中國場域的運用主要體現于圍繞在基層民主社區公共治理等問題上的中國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新范例。早在1999年,浙江省溫嶺市的民主懇談會脫胎于松門鎮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教育論壇”。其初衷是為了宣傳政策,論壇設計了群眾發言環節,結果群眾一發而不可收。作為一種基層話語民主形式,它以基層民主實踐的形式,合理地拓展了我國公民的政治參與權,后在當地政府主導下不斷探索并完善其形式。2004 年榮獲了由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中央黨校世界政黨比較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10多年來,溫嶺的協商民主從未間斷,從最初的“民主懇談”發展到現在的“參與式預算”,在形式上更加民主和多樣,內容上也更為重要。社會領域的協商民主由國內外學者發起推動,由基層政府大力支持,終究造就了協商民主的政策化。而“幾乎所有的協商民主創新實踐活動都是在政府主導下產生并推行的。”[6]如浙江省象山縣“民情溝通日”制度就是一項以協商民主為取向的村民公共參與制度創新。而這一制度主要是在時任縣委書記金運成的提議和領導下創建的。從制度萌芽、啟動到推廣和規范,金書記都給予了充分關注。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的主動性成為了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和制度創新的重要推動力量。[7]

利益擴展到哪里,民主協商就延伸到哪里;涉及群眾利益的公共決策延伸到哪里,民主協商就應該延伸到哪里。協商民主在具體形式上多種多樣,除了“民主懇談”、“參與式預算”外,各地還有“民主協商會”、“公民評議會”、“村(居)民代表會”、“人大代表表決會”、“聽證會”、“談判”、“咨詢”、“公民陪審團”、“協商民意測驗”、座談會、調解會、“政協論壇”、“網上議政”、“與市民面對面”、“對話制度”、“接待日”、“熱線電話”、“網上提案辦理反饋”,等民主協商形式。一系列社區制度與實踐也在某種程度上行使著協商民主的功能,成為公民互相之間、公民與政府之間溝通與對話的橋梁。為了維持社會穩定,西安市雁塔區進行了信訪機制改革創新,將聽證制度引入信訪工作就是其中最有意義的創新。雁塔區在區、街、村三級建立了信訪聽證會制度。信訪聽證會由街道辦事處和區信訪局主持,上訪群眾代表、涉單位的主要領導、信訪調解員、信訪評議員和相關職能部門領導參加,信訪評議員由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法律顧問等構成。聽證會采取公開方式進行,在情、理、法交融的開放平臺中,針對上訪當事人所闡明的問題、提出的要求,信訪部門會同涉事單位或部門及時作出解釋,其中涉法問題由法律顧問給予法律解釋或援助。整個聽證過程由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進行監督評議。通過質詢、辯論、評議、合議等方式,把問題擺在明處,把觀點亮在桌面,落實責任,解決問題。這一制度的推行,既減輕了信訪部門從前獨立處理的工作壓力,更提高了具體上訪問題的解決效率。使群眾與政府走向雙向交流和平等參與,擴大了群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同時引導教育群眾依法維權,有利于將信訪疑難問題解決在基層,也有利于緩解信訪人與政府之間的緊張關系。

協商民主在各地都有一些生動實踐和具體探索,通過路徑、程序、過程不同的角度的研究,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安排和實際層面的探索,契合了我國當今時代的政治和經濟現狀。雖然這些協商民主模式名稱各異、形式多樣,具有廣泛性、參與性、包容性、平等性、經常性等特點,但都屬于國家制度層面以外,廣泛存在于公共領域中的協商實踐模式,是由普通公民參加的,圍繞公共議題,通過面對面平等對話交流,最終達成共識的協商民主實踐模式。

三、協商民主實踐: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當前,我國基層協商民主已具備深厚的社會基礎,協商民主在基層的實踐和發展中也已經取得明顯成效,但中國是民主的后發國家,民主傳統、民主實踐匱乏,民主制度缺失,這既給協商民主提供了可行性的空間,也是導致協商民主的潛在風險的重要誘因,通過個案的解構,分析協商民主實踐仍然存在和面臨許多迫切需要廓清和解決的問題。

(一)政府主導下的協商主體地位不平等

協商民主要以平等為基礎,協商為原則,即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實質上要以平等為必要前提條件,協商民主不僅要保證協商主體法律地位上的平等,還要保證公民之間能夠平等協商。但是,在公眾事務處理中,往往是干部控制決策全過程,廣大群眾缺乏民主參與的機會和平臺。同時公眾在權勢、地位、資源、機會、信息各方面與政府的不均衡,導致協商主體實質上的不平等,往往是政府利益集團干預控制整個協商的主題、過程和結果,導致公眾代表談判地位處于相對弱勢,民主協商往往變成征求意見或通報情況。

(二)精英控制下的決策合法性有缺陷

協商民主的實質和核心就是公共參與、理性討論、自由平等、相互協商、促進決策、公共責任。公眾的參與和討論可以對不同目的沖突進行權衡,可以在政府與公眾之間疏通和矯正政府行動與公眾意愿選擇之間的矛盾。公民在政治表達、政治參與、政治決策形成的整個過程中體驗、感受、認同協商共識的必然性與合理性,較之于強加于他的“紅頭文件”更具說服力和認同感,[8]因此,協商民主在社會治理中的有效運作有賴于公共參與的擴展與深入。然而實踐中,由于政策信息的封閉性導致了公眾在獲取信息和占有信息方面形成劣勢地位,對相關信息沒有系統掌握和理性預見,多元化參與治理難以維系。調研發現,決策性協商成為少數精英和利益集團的專利公眾因為缺乏公開公正的制度化參與渠道而被排除在協商參與之外。另外,從當前的基層民主實踐來看,民主懇談、評理會、聽證會往往是面向精英的,由那些知識淵博、能力突出的政治精英掌控協商的話語權,從而使協商民主淪為精英民主。

(三)非“協商共識”產生的“一致性判斷”缺乏現實合理性

協商的目標是追求共識,協商共識是合法決策的基礎,能促進公共政策有效實施。協商共識產生于充分協商論辯基礎上,是協商參與者利用公共理性對所討論問題做出的一致性判斷。協商過程要具有合法性,協商結果要具有現實性,也就是說這個協商結果必須是包含內在根據的、合乎必然性的存在,“也就是說共識必須產生在正當性合理性的基礎上,不能簡單地用行政命令、長官意志、‘紅頭文件’和抽象的大道理來壓制群眾的各種合理訴求”?!?】我們參與旁聽的一起信訪聽證會案例,政府和開發商掌控的評議結論斷然用“兩個不可能”、嚴詞“三個忠告”回答因對征地補償政策不滿而上訪的村民,運用行政權力,盛氣凌人,強勢壓服,嚴重影響了村民利益訴求的實現。這樣求得的一致性效果是不持久,靠不住的。因為行政手段解決不了思想問題,基層政府應該尊重民主法治的精神,把草根階層視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并在雙方有效銜接與良性互動過程中尋求共識。“社會的統一建立在各種合乎理性的學說達成重疊共識的基礎上,只有當政治上積極行動的公民確認,而正義要求與公民的根本利益又沒有太大沖突的時候,穩定才有可能。”[9]

(四)協商參與者的協商責任、理性和能力不足

參與協商聽證人員的素質如何,是協商民主能否取得效果的關鍵。協商民主要求參與者具備一定的理性分析判斷能力,尤其是在當前較為復雜的公共事務決策中,為了避免協商結果被強勢參與方左右的可能,參與者不僅要熟悉協商和討論的話題,還要具備較為專業的知識和能力。調查發現,有關基層事務的民主協商,大部分群眾表現出空前高漲的參與熱情,但實際參與時,往往由于自身的知識水平有限,利益表達、溝通協調、協商談判能力不夠,造成公眾愿意參與卻不知道該怎么參與的尷尬。博曼認為,缺乏能力有效參與民主過程的現象被稱為政治貧困,這種貧困引發了兩種后果:公開排斥和政治包容。[10]也就是說,政治貧困者要么是排斥在協商活動之外,要么是因為協商能力較差,在參與協商過程中沉默態度和無能的表現,其意見或被強勢者忽視或被能力較強者同化。這恰似對當前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真實寫照。

四、推進我國協商民主實踐改革創新

協商主體理性不足和能力不夠的情況下如何實現協商民主的有效性?協商議程和程序如何設計?協商主體地位不平等帶來的片面性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和解決。十八屆三中全會對“發展基層民主”提出了新要求,暢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層選舉、議事、公開、述職、問責等機制。開展形式多樣的基層民主協商,推進基層協商制度化。十八屆四中指出,發展社會主義基層民主,建立健全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充分保證廣大人民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促進群眾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

(一)廣泛宣傳協商民主理論

重大公眾事務決策前都進行民主協商,都要以公共利益為導向,通過對話、討論、博弈、協商等過程達成基本共識。政府在頂層設計中應該大力推行協商民主,營造民主、協商的良好氛圍,方式多樣化和特色化,使協商民主的內涵根入公眾生活,塑造基層民眾的主人翁地位與責任,最終實現協商民主的生活化、習慣化,推進參與型治理的前進步伐。讓其知道他們有參與協商和決策的權利和機會,相信政府決定是具有約束力的。相反,如果公眾不斷被邊緣化,或總是“被拆遷”“被上樓”“被轉居”“被代表”,他們就會認為,老百姓的觀點和偏好沒有得到政府認真對待,沒有被平等地與其他人的觀點和偏好相權衡,甚至不能在一個公平正義的過程中得以評估。這樣,他們幾乎找不到什么良好的理由能讓他們參與影響他們生活的決策過程,并把這個過程看做是有權威的。[11]讓公眾知道參與協商程序,在這個程序中村民可以發表自己的觀點,討論問題、提出建議、對解決和管理社會行為做出決定。

(二)健全和創新基層協商民主制度

實踐協商民主,關鍵在于制度建設,通過制度明確協商民主參與主體的相關問題,規范協商民主的內容和程序。有了制度,有了規則,大家按照規則辦事,平等協商才能夠實現,協商結果才能夠有效。在流動性不斷增強的社會里,靠所謂熟人社會里才能產生的溫情脈脈的社區倫理來提升治理效果,顯然是緣木求魚?,F代社會治理依賴于一整套的法律、制度。聽證會、議事會、評理會等交流溝通的平臺必須有相關的制度保證。議事會與評理會的代表性問題、具體的協商活動程序、參與者的選擇、協商內容的確定、協商的效力問題,以及什么時間協商、在哪里協商、協商以后怎么辦等環節都需要通過制度建設加以認定和規范。通過制度化的手段和方式構建公共協商的制度和程序,減少動員性、號召性的痕跡,增強社會大眾的自治能力,才能使真正的基層民主實踐成為可能。首先,在協商時間上做文章。協商時間的確定對協商的時效性有著重要影響。黨的十八大提出“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增強民主協商時效性”,與公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公共事務應當在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協商,切實提高協商民主的質量和效益。其次,在協商渠道上求拓展。除了現有的協商民主渠道外,拓展專題議政會面對面協商、網絡協商、論壇協商、意見征詢、民意調查等新途徑。實施中尤其要重視協商意見的報送和處理環節。最后,在協商路徑上求突破。要充分利用電視電話系統、信息網絡、廣播電視等現代化技術手段,以快捷的方式方法,快速傳遞協商信息,爭取最佳效果。

(三)合理限制地方政府權力

協商民主的制度建設和有效運行離不開政府的主導作用。政府是帶動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最重要力量。首先,政府是公私利益的協調者和調解人,針對隨時出現的不穩定問題,本著平等、公正、理性的原則,搭建一個良好的對話協商平臺,建立暢通有效的談判、協商機制,提供暢通、便捷的利益表達渠道,將利益相關方引導到溝通的平臺上去,引導協商者在分歧中求均衡,在差異中求共性,在對立中求妥協,在沖突中求共存,在平等和法制軌道解決利益沖突。要從提高村居民制度化談判地位、實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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