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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中共中央組織部 在統戰工作中的歷史貢獻及現實啟示
發布日期:2018-10-23 16:31:45    來源:未知    作者:馬雨平    瀏覽量:4240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加強了自身的建設工作,建立健全了工作機構,中共中央組織部也在此期得到了加強和完善。李維漢、博古、陳云、彭真等先后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從1937年12月到1944年3月,陳云主持工作七年期間,中央組織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導下,為革命事業吸納了大量的黨外優秀人才。歷史經驗表明,無論是在人事脈絡、用人理念、施政風格,還是在干部生態、政治體制上,中央組織部基本上塑造了共和國的干部管理任用的雛形。同時,在對各界人才和黨外干部的管理和使用上,也有著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巨大貢獻。

一、 延安時期中央組織部開展的統戰工作

    (一)創造性地開辟了組織工作在統一戰線中的新思路

     1937 年的“七七事變”之后,日本侵略者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開始了全面抗戰。國難當頭之際,中國共產黨為了民族大義,主動放棄了建立蘇維埃政府的主張,開始了國共的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國民政府認可的合法的身份出現在了全國人民面前。為擴大政治影響、吸引人才,中共中央改變了過去在城市里搞工人運動,在軍隊里搞兵暴的傳統作法,用了很大精力加強在國統區和敵占區的工作。

         在這種形勢下,中央組織部的任務和歷史使命也發生了變化。中央組織部要求各級黨組織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開展工作,打破“中上層分子都不好”的傳統觀念,重點放在上中層人物身上。要在工作中宣傳黨的政策主張,適當吸收中上層分子入黨,以增強黨員在中上層社會中的力量。按照中央組織部的指示,各級黨組織做了大量的統戰工作,同民主黨派、無黨派代表人物、國民黨內民主派、地方實力派、著名的知識分子、各界名流進行了廣泛地接觸,共商國是,逐步取得他們的了解和信任,進而同情中共,支持中共,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通過這些工作,逐步建立了黨的外圍組織,使大后方黨的建設工作取得了很大進展。在具體工作中,國統區的黨組織緊緊地抓住文化、教育、科學各方面的知名人物,抓住高民主人士,把他們團結在黨的周圍,建立黨的外圍組織,及時把一些不適宜在國統區的知識分子送回解放區,組織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奔赴抗戰前線;敵占區里的黨組織緊緊抓住多數知識分子具有強烈愛國熱情的特點,大力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啟發人民起來抵抗,啟發知識分子投身到反日洪流中去。還注意抓好“學聯”工作,做好廣大教師的思想工作,反對日本人搞奴化教育。通過這些做法,為革命隊伍輸送了新鮮血液。

         對于進入解放區的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中央組織部要求各級組織部門誠懇對待,形成了使用黨外人士、愛護黨外人士的風氣。眾多著名專家學者、民主人士在他們的細致耐心的工作下,紛紛投奔延安,成為抗戰建國時期重要的人才力量。著名外科醫生何穆、陳學昭夫婦要投奔延安時,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親自給延安發電,請為他們安排工作。中央組織部高度重視,陳云部長親自接待并安排他們繼續從事自己的本職工作,使革命隊伍中增加了兩名高級知識子。

    延安時期,在黨政軍學民各級組織中,大量使用了黨外干部,而且都得到了有職有權的使用。救國會的柳湜、何思敬在延安分任教育廳長和延安大學法學院院長等職。各民主黨派中僅民盟就有30多位盟員在邊區各個部門里任職,其中李敷仁擔任了延安大學校長,楊曉初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財委副秘書長,趙壽山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副司令員,楊明軒還當選為邊區政府副主席,成為民主黨派直接參與中共政權建設第一人。中央組織部對黨外人士的統戰工作,甚至直接影響了他們所在黨派后來的政治選擇。這里面有統戰部門的工作,也離不開中央組織部的正確指導和努力實踐。

      (二)創造性地提出了廣招天下士、誠納四海人的用人方針

    在抗日高潮興起的時候,隨著國內主要矛盾和政治環境、生存環境的改變,中共中央敏銳的意識到,中國共產黨要發展,要成為以民族復興為己任的政黨,就急需各種人才,急需擴大自己的干部隊伍。作為黨管理干部的職能機構,中央組織部首要任務就是建設一支適合抗戰需要的堅強干部隊伍。

    當時,全國民眾群情激昂,大批有志之士脫穎而出,他們的進步性為中國共產黨擴充干部提供了可塑的苗子,客觀上具備了建設一支堅強的干部隊伍的條件和可能性。陳云部長認為,國內人才還是很多的,特別是在廣大民眾普遍要求抗日的時候,更是我們挑選吸收人才的好機會。在這種情形下,為了把全國能吸收的人才都吸收到革命隊伍中來,不斷壯大干部隊伍,中央組織部適時地提出了要廣招天下士,誠納四海人的方針。這個用人方針突出了一個“廣”字和一個“誠”字,“廣”就是面要寬,要從四面八方招欖各種人才,一切為抗戰著眼;“誠”就是心要誠,要誠心誠意地去吸收人才,共同為民族大業奮斗。中央組織部要求,吸收人才的面一定要寬,態度一定要誠懇,這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中國革命的長久需要。只有堅持這樣兩點,才能不斷擴大我們的干部隊伍,使我們加強干部隊伍建設有一個可靠的基礎。

    中央組織部廣招天下士的思想,成為各級黨組織工作中的指導思想,并運用到工作實踐中。這一政策的實施,使有志之士看到了中共重視人才,更對他們產生了巨大吸引力。各級黨組織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斷發展壯大的形勢下,做了更加細致的工作,從全國各地動員吸收了大批人才,送到解放區學習工作。國民黨意識到這一點后,進行了封鎖和阻礙行動,但是,他們阻礙不住人們對延安的向往,大批進步人士、民主人士、熱血青年們經過八路軍辦事處有組織地投奔延安,有些甚至是自行前往。到延安后,他們在延安革命大熔爐里得到了鍛煉,大多成為干部隊伍中的成員。

     二、 延安時期中央組織部的在統戰工作中的歷史貢獻

   (一)從敵占區和國統區為中國革命事業搶奪來大量知識分子

    蘇維埃時期,在中央蘇區和在紅軍當中,受“左”的影響,知識分子很少,干部基本全是工農干部。延安時期,黨內還有“左”的影響,對知識分子的看法還很不一致。中央組織部對中國革命中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符合中國國情的估價,徹底否定了過去“左”的一套,認為大部分知識分子是可以為無產階級服務的,他們在革命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陳云嚴肅地批判了那種“不敢或不讓新知識分子干部做負責工作”,甚至“排擠知識分子”的現象。要求全黨,特別是黨的組織部門,要肅清“左”的影響,正確看待知識分子。要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大膽使用知識分子以及爭取知識分子。在敵人也在爭奪知識分子的情況下,我們絕對不能慢條斯理,而是要快下手,要搶。“誰搶到了知識分子,誰就搶到了天下”,抗日大業必須要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到抗戰隊伍中來,到干部隊伍中來,讓他們在共產黨領導下發揮作用。

   “搶奪”一詞,說明此項工作的緊迫性。陳云認為,搶奪知識分子是抗戰中的一個大的斗爭,誰搶到了知識分子,誰就搶到了勝利,誰就可能有明天。陳云為此指出:“如果我們把要求救中國,要求抗戰、要求革命的各種知識分子都搶到手里,那我們不能說天下完全是我們的,但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們的了。”在陳云代中央起草的《關于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中,明確指出,知識分子是革命重要的力量,我們要把這個力量吸收進來,在抗戰工作中,在我們共產黨革命事業中,都是需要的。沒有知識分子,革命就不能勝利。在中央組織部的高度重視和努力推動下,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加入了共產黨,有的被提拔為中、初級干部。

   (二)為解放戰爭和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儲備了大量的人才

    延安時期,中央組織部并沒有將目光停止在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上,他們著手為中國革命的將來做準備,為中國共產黨打下江山、建設新中國儲備人才。中央組織部倡導下的敢于用知識分子,形成的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的環境與氣候,在國內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影響著更多的知識分子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事業。大量知識分子進入中共隊伍,迅速改變了延安的人才結構,改變了黨的干部隊伍結構,使黨的干部隊伍中增添了文化、教育、科學等各個方面大批知識分子,提升了革命政權的文化基礎,為中國共產黨由局部執政轉向全面執政儲備了大量的人才。因此,當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后,才有力量迅速調出一大批有知識的干部去開創新解放區工作,如2萬干部10萬雄兵出關建立東北根據地。

    更為重要的是,中央組織部建立培訓起來的這支干部隊伍,到抗戰勝利時,已經不再是一支沒有文化的隊伍,大量進入延安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使得在以延安為中心的共產黨政權區進行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成為可能。直到新中國成立后,他們之中的大批人才成為建設新中國的重要力量,這是中央組織部一個巨大的歷史貢獻。

   (三)創造了豐富的干部管理和干部培訓經驗

    要建設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密切聯系群眾的無產階級政黨,首要任務就是要提高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干部決定一切”,“這是通用于全世界的,不但外國通用,中國也通用;不但共產黨通用,其他政黨也通用。”中央組織部抓住延安相對穩定的學習條件,強調在職干部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并把這一條作為建設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重要措施,這是它在延安時期的歷史功績。

    中央組織部始終把培訓各方面人才作為組織工作的一項中心任務,不僅自己要辦好黨訓班,還會同有關部門大力加強干部教育訓練工作。為了使大批涌入延安的人才盡快適應抗戰急需,加之后來的國民黨摩擦加劇造成干部來源減少,中央組織部提出了“熱炒熱賣”的政策。在對新吸收進革命隊伍的青年知識分子進行訓練,使他們盡快適應需要。同時,將前方的干部召回延安接受訓練,解決干部來源問題。經過短期的訓練,使干部盡快成熟起來,使延安不僅能吸引干部,還能儲備干部,真正成為干部的集散地。為此,中共在陜甘寧邊區和各敵后根據地創辦了各類院校。僅僅在延安就有紅軍大學、陜北公學、民族學院、女子大學、以及延安工人學校等綜合性、專業性的院校數十所。除此之外,還舉辦了很多短期訓練班,如速記專業、無線電專業等。

    各級組織部門通過對吸收來的人才和現有干部進行訓練,以鞏固吸收人才工作取得的成績,提高干部的素質。并根據他們的特長和歷史情況,根據前線和后方機關的不同需要來進行分配。在整個抗戰期間,中央組織部為黨和革命的需要,培養和鍛造了一批又一批的干部人才,形成了寶貴的干部隊伍建設經驗,約有 20 萬人次的干部在延安接受了短期訓練,絕大多數成為了革命隊伍中的骨干。

   (三)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用人理念和干部生態建設

    延安時期,在對待干部問題上,尤其是對干部的使用上,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或者說,有著兩種不同的干部路線。一種是王明的錯誤干部路線,搞宗派主義,任人唯親,把用人的圈子縮得很小,給黨帶來的是深刻的教訓。一種是黨的正確干部路線,主張放手培訓干部,以德才兼備為標準,選拔和使用干部。中央組織部堅持執行了后一條干部路線,建立了中國共產黨自己的用人理念,進行了科學的干部生態建設。

    抗戰期間,中央組織部從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渠道,為中國革命大量地吸收了各種的人才,輸送到延安或敵后根據地。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在抗戰中、在國民黨開始清溶共反共的白色恐怖中保存下來那么多力量,一方面是因為干部比較精干,比較隱蔽,免遭到敵人的破壞;另一方面,還在于發展,團結、吸收了一大批統一戰線中的上中層知名人士。

    延安時期中央組織部確立的中國共產黨的用人理念和干部生態建設,在后來的解放戰爭中也發揮了巨大作用。各級組織部門經過甄別,大量使用了起義、投誠人員,甚至包括舊政府和部隊中的人員。各級組織部門用干部的標準不取決于是否共產黨員,只要他不是漢奸、特務,沒有血債和民憤,是個人才,就都可以用。中國共產黨信任黨外干部,唯才是舉,用其所長,擁有了一支戰無不勝的干部隊伍。

    在1949年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各民主黨派、軍隊和各人民團體,各區域、各民族的代表共同參與了協商建國,他們中有工人、農民、民族資本家、小資產的知識分子。在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組織機構中,六位國家副主席中,民主人士占了一半。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56名委員中,民主人士26名。政務院4名副總理,民主人士占了一半。15名政務委員中,民主人士9名。政務院下屬34個部、委、院、署、行中,擔任正職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15人,擔任副職的42人。中國共產黨的用人理念和干部生態建設在長期的戰爭洗禮和革命實踐得到了培育和完善。

    三、 延安時期中央組織部統戰工作的現實啟示

    中央組織部在延安時期所形成的黨建思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具有全新的指導意義。尤其是在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建設和加大統戰工作效能建設中,都有許多有益的借鑒和啟示。

   (一) 黨的各級組織部門要樹立大統戰的意識

        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經驗證明,如果沒有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包括各民主黨派、各民族內的大多數人口的統一戰線,中國人民的事業就不可能獲得成功。統一戰線工作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工作,作為一個法寶,要發揮它的作用就需要全黨上下永遠堅持,才能永遠發揮作用。因此,黨的各級部門一定要樹立大統戰的意識,共同擔負起作好對黨外人士的統戰工作的歷史重任,盡量照顧同盟者的利益,重視黨外干部的選拔和任用,使黨外干部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中能夠充分地發揮作用

    組織部門要率先做統戰工作的實踐者和推行者,在統一戰線事業中發揮作用,帶頭貫徹落實統戰政策,帶著參加統戰重要活動,切實搞好黨與黨外代表人士的合作共事,加強與黨外代表人士的聯誼交友,加強和改善黨對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的領導,給黨外優秀人才創造更多的發展空間,讓越來越多的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在政府中擔任領導職務。

       ()要加強對黨外干部的培養力度

    陳云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只有自覺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牢固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才能提高抵制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能力,使自己成為堅定的、清醒的、有所作為的馬克思主義者,成為合格的共產黨員。否則,就會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各民主黨派作為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參政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親歷者、實踐者、維護者、捍衛者,要完成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更是要自覺地學習執政黨的先進理論,以黨為師,向黨看齊,就需要通過學習,學而思新,學而思進,永遠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永遠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堅強助手。

        在新的歷史時期,要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人才和干部依然是重中之重。因此,各級組織部門要協同統戰部門,加大對黨外人才和干部的培養力度,建立常效培訓機制,進一步提高他們的政治把握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參政議政能力。(民盟延安市委委員、省政協理論研究會會員、盟省委理論研究會會員)

發布時間:2014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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