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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在宜川戰斗過的民盟前輩
發布日期:2018-11-21 09:52:27    來源:未知    作者:馬雨平    瀏覽量:3791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山西地方實力派閻錫山建立了合作抗日關系,山西由此成為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前沿的地方。1938年底,隨著日軍的進逼,閻錫山率領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和山西省政府退卻到黃河沿岸,在宜川縣秋林鎮和東岸的吉縣克難坡駐扎八年之久。閻錫山接受中國共產黨和進步民主人士的幫助,積極吸納進步力量,制定了民族革命十大綱領,創辦了民族革命大學,將山西大學遷移到宜川,積極與八路軍辦事處聯絡抗戰,突破蔣介石封鎖和邊區進行的經濟貿易。在這種形勢下,一些民盟先賢也由于投身抗戰的原因先后在宜川縣的秋林活動,如李公樸、梁漱溟、杜任之、原政庭、沈晉、李蓼源等人。梁漱溟到宜川考察過第二戰區抗敵情況,李公樸、杜任之、原政庭等人等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抗日統一戰線政策,投身抗戰前線在民族革命大學任教,沈晉在山西大學任教,為中國共產黨爭取了大量進步知識分子。他們的事跡為民盟在秋林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

1937年8月中旬,閻錫山派其堂妹夫梁涎武到武漢,請求各界從政治和人力上給第二戰區以支援,獲得了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的熱烈響應。民盟先輩沈鈞儒、李公樸、鄧初民及江隆基、侯外廬、潘漢年、張申府等人,都積極為閻錫山成立民族革命大學的成立做了貢獻。11月太原失守后,閻錫山的軍政首腦機關撤退到臨汾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軍駐晉辦事處和中共山西省委等也移駐于附近。閻錫山急需充實抗日的有生力量,接受了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的倡議,計劃成立民族革命大學。隨著國民政府西遷武漢,閻錫山在武漢開會期間,申請成立“民大”,并獲得教育部批準。1938年1月20日,民族革命大學在臨汾的鐵佛寺正式開學。“民大”是抗戰初期具有抗日統一戰線性質的一所干部學校。閻錫山兼任校長,代表他負責的是第二戰區政治部副主任梁化之,但他也不在學校實際任事。具體負責的是政治處主任杜心源和教務處主任杜任之,他倆都是久經鍛煉的老共產黨員。

杜任之是山西萬榮縣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被上海反帝同盟總部派到山西策動抗日工作,1936年參與發起組織了犧牲救國同盟會,被選為臨時執委會委員。他在在秋林期間,實際負責“民大”工作,將大批民大進步學生輸送到延安。其妻李淑清(速強)負責在景陽村的八路軍情報站,擔負了搜集情報和中轉情報的雙重任務。將宜川來的情報和搜集的情報變換方式后,傳送到八路軍駐第二戰區辦事處主任王世英手中,同時將黨組織的指示和要求轉達給宜川縣城的地工人員。

李公樸是江蘇淮安人,抗戰全面爆發后,經周恩來決定,他在山西擔任“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委員兼宣傳部長,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杜任之等人特意函邀李公樸來“民大”授課,他應邀而來,被閻錫山聘為“民大”的顧問和教授,還先后介紹了何思敬、施復亮、陳唯實等來學校任教。李公樸同杜任之一起參照中共中央發布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草擬了一份《民族革命大學綱領》,把中共的全民總動員,堅持抗日民族團結,實行抗戰教育等基本思想都寫了進去,強調抗戰和軍事訓練,民運宣傳,學生自治和自覺紀律等條。同時還參照八路軍隨營學校的教學計劃,擬定了《民族革命大學教學計劃》。在他們的努力下,學校初期的教學內容以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主。李公樸體格魁梧,目光炯炯,談吐很詼諧風趣。他在學校講過《半年來的抗戰形勢》和《民主政治》,指出半年來的抗戰,證明我們有很大潛力。全國上下一心,同仇敵愾,建立牢固的抗日統一戰線,必然取得最后勝利,而只有充分發揮民主精神,才能發展和鞏固統一戰線。

隨著李公樸的到來,這一時期先后到校任教的有江隆基、侯外廬、施復亮、陳唯實、何思敬、溫健公、秦豐川、劉瀟然、胡磊、周巍峙、徐懋庸、肖三、肖軍、肖紅等,多系全國聲望素著的進步學者、教授和專家,名流薈萃,盛極一時。閻錫山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和影響,對講什么課,頗為關注,曾親自授意杜任之安排講他的“學說”。杜推諉說:“人家都是來抗戰的,‘老總’(閻錫山)的‘學說’畢竟與抗戰關系不大。”閻卻說:“不要書呆子氣,現在來抗戰,將來還不是要各干各的,我們怎么能把學生訓練成共產黨!”杜任之只好應付說:“老總的學說可以印成小冊子,在學員中散發。老總這樣忙,怕沒時間去講吧!”于是將閻的《按勞分配與物產證券》副題為“共產主義的錯誤”,印成小冊子分發。小冊子卻觸怒了進步學員,他們互相串連,立即有200多學員跑到八路軍的隨營學校去了。于是杜任之又去見閻說:“學員們喜歡聽抗戰的課,一發那本小冊子,有些人就走了!”閻聽到人們抵制他的“學說”,也就不再硬性規定。

1938年3月,隨著日軍大舉進攻臨汾,民族革命大學進入大動蕩、大分化階段,隨后轉移往陜西宜川。21日,“民大”師生臨近黃河小船窩渡口后,遇閻錫山的總部人多船少,難以及時渡河,就在黃河邊滯留了一天一夜。后來閻錫山命令讓女學員和病人留下候渡,其余師生沿河北上。杜任之帶領師生們北上到平渡關后,只見對岸紅旗獵獵,軍容整肅,是八路軍的一個連在此駐守。他們很熱情地派來兩只渡船,用了4個多小時,在暮色蒼茫前,終于將1500多名師生全部安全地渡過黃河。危急中,大家圍住杜任之詢問:“民大”到底往哪里去?杜說:“我們奉命到南邊的宜川縣。從這里到宜川,有一天的路程;往北去延安,有兩天的路程。南下,是宜川;北上,是延安!”師生都沒吃的,要他想辦法。杜說:“現在困難很多,要餓肚子抗日。受不了艱苦的,可以去西安;愿意走的,可以到延安;愿意留下的,我帶你們到宜川。”當晚大家分散到附近村子去自找食宿之處,第二天集合時已不到1000人,約有四五百人奔赴延安。到宜川后一分校也和本校合并,全校只設政治、軍事兩系,由杜任之、杜心源分別兼任系主任。二分校千余師生,“誓死不渡黃河”,仍轉戰于山西大寧、永和一帶。

“民大”到宜川時,絕大部分知名教授都走了,僅留陳唯實、秦車川、樸進勛、尹澄宇、崔英等人。閻錫山看出沒一些外來教授作號召,“民大”的局面不好維持,于是又讓請來幾位,但是一律改稱教官,降低了他們的地位及政治影響。此時的政治教官有蒲子政、劉瀟然、李文瀾、葉笠、秦淮、陳鳳章等。杜任之講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杜任之擔任學校編委會主任,除編印《??吠?,還編寫了《“民大”叢書》,其中包括宣傳、組織、武裝、國際問題、人物志等類,共出版了6冊。

1938年秋初,“民大”由陜西宜川回到吉縣的南村。隨著環境的好轉,閻錫山開始了對“民大”的調整,學校由此步入衰退的階段。12月由于日軍進攻,轉移到蒲縣的克城鎮一帶,后又轉移到大寧縣川莊、茨林一帶。次年4月又經吉縣過黃河到宜川縣的官亭鎮、龍泉村一帶。此時,共產黨員、三原中學城北分校的教員原政庭也應聘來到了民族革命大學,任政治經濟學教官,在宜川縣觀亭鎮的教室里講唯物辯證法。原政庭是陜西蒲城人,1903年12月生于陜西蒲城縣東鄉傅家莊。1919年秋,在陜西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期間,西北革命教育的先驅楊明軒是他的物理老師。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一直從事革命工作,1934年初,原政庭任楊虎城秘書。西安事變前夕,任綏靖公署辦公廳電務科科長。西安事變發生后,周恩來赴西安為和平解決事變奔走,原政庭曾為周恩來編過密碼本,參與了西安事變通訊聯絡工作。1938年初,任《西北文化日報》總編輯, 10月份到了三原中學城北分校任教,不久就到了宜川。學校由于這些進步教員的存在,尚能給學生講解延安的一些精神和政策,在他們的影響下,許多進步學生先后想方設法投奔了延安。

1939年1月,著名民主人士、國民參政員梁漱溟對國民黨頑固派制造摩擦、挑起“黨爭”、破壞抗戰,憂心如焚。經軍委會同意赴敵后進行考察。2月10日到達西安,盤恒數日后到宜川與閻錫山晤談,詳細了解閻的抗戰態度和對中共的態度。梁漱溟在宜川共七日,期間詳細據梁漱溟日記所記:“17日,啟行赴宜川。蓋以各方接洽一時尚無入魯之方便,而適遇閻百川派駐西安辦事處處長方聞,即與其約定訪問閻氏,借先了解晉中戰況。其時閻駐秋林鎮,秋林鎮在宜川之東,黃河邊上。是日車抵咸陽發生故障,只得留宿,晤咸陽縣長邵履均。18日,舊歷除夕,車過三原,晤趙戴文于一花園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19日,抵宜川城(第二戰區兵站在此)。20 日,車過黃龍山,荒無人煙;薄暮抵秋林鎮,當晚晤閻。21 日留秋林續談大局。22 日,離秋林返宜川。23 日留宜川候車。24 日有軍委會葉參謀(葉楚傖之子)葉南陪同蘇聯顧問二人到達,約定明日附其車同行返西安。25 日,離宜川抵中部縣留宿。次日26 抵西安。”梁漱溟敵后考察返回之后,為聯合中間勢力,形成政團力量,促進聯合抗日,發起參與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1941年又成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

1939年12月,晉西事變后,中共在“民大”的黨組織和大部分黨員撤出。“民大”的性質發生了質的變化,遂淪為閻錫山控制的一個普通訓練班。杜任之在“民大”邊教學邊宣傳抗日,培養了大批抗日骨干。后因有人向閻錫山告密,說杜任之“瓦解軍隊”、“企圖組織兵變”等,被軟禁了十個月。閻錫山的倒退,使許多進步教員紛紛離去。原政庭離開宜川后,去了陜西省國民教育師資訓練所教務主任等職務。1944年上半年,原政庭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解放后曾任民盟陜西西省委員會二、三、五屆主任委員,陜西省人大副主任等職。

1941年10月底,在戰火中流落到陜西三原的山西大學,受命北遷到宜川,在秋林鎮東邊的虎嘯溝里繼續辦學,其時學校由徐士瑚負責。杜任之軟禁解除后,在山西大學擔任法學院院長,講授社會發展史和唯物史觀。l947年,杜任之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并參與籌建民盟太原秘密支部的工作,并領導山西民盟的全面工作,解放后曾任民盟山西省委員會主任委員。

這時,武漢大學副教授沈晉也受聘來到了秋林,在山西大學講授水文水利專業?;[溝雖然交通不便、環境閉塞,但學校有徐士瑚、沈晉、王之軒、鄒曼之、馬非百等著名的學者、大家,反而成了戰亂時期山西大學的治學的避難所。1942年春,住在虎嘯溝里的第一兒童教養院發生了斑疹傷寒,逐漸漫延到秋林各地。8月份,山西大學教師李經甫、醫師張子固,醫科教授武建民、工學院教授康石庵等人不幸先后病逝。于是虎嘯溝內人心惶惶,談瘟色變,大量學生轉學,有些趁機去了延安,鄒曼之、馬非百等外省教授紛紛辭職。沈晉也離開了山西大學。1953年他加入了民盟,曾經擔任民盟陜西省第六、七屆主任委員。

最后還要提到的是李蓼源,他也是唯一一個筆者采訪過的在宜川戰斗過的民盟先賢。2010年夏天,我有幸在太原見到了這位世紀老人。他的親身講述,加深了筆者對秋林那段歷史的印象。李蓼源生于1925年,祖籍河南淮陽。1938年在設在宜川城隍廟的中央憲校太原分校學習法律專業,1942年起任在秋林的第二戰區長官部侍從秘書室秘書。1945年被閻錫山因“共黨嫌疑”被國民黨逮捕入獄,1948年4月出獄,他看透了閻的本質,就離開了第二戰區,于7月份考入山西大學歷史系。他在宜川先后七年之久,親眼見證了那段歷史。李蓼源后來加入了民盟,解放后擔任過民盟山西省委秘書長及民革山西省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

宜川縣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千百年來戰事紛亂不絕。20世紀初的這場抗日戰爭漫延到了壺口。需要銘記的是,外敵侵入到華夏腹地壺口是第一次。由于這場偉大的抗日戰爭,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來到壺口駐扎了八年之久,閻錫山也一直游弋于壺口兩岸,雖然幾曾妥協,但他終于還是堅持留在抗日的陣營里。八年時間里,中國軍隊堅持戰斗,始終不撤出山西,使山西戰場成為日軍最頭疼的地方之一。而民盟先賢在宜川的經歷,成為他們離開宜川后不斷追求民主的重要經歷。他們后來都加入了民盟,我們很難說二者之間有什么必然的聯系,也很難說其間沒有什么必然的聯系。我們只能說,他們作為共產黨員和無黨派人士,后來都選擇了民盟并成為民盟的各級領導,無論他們的哪個政治面貌,都是為了中華民族的自由獨立,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了和平民主的新中國而奮斗。所以,他們在宜川的歷史,是民盟盟史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段歷史值得研究、值得緬懷,是民盟寶貴的精神財富。

 

 

 

(馬雨平,民盟延安市委委員、文化支部主委、延安市政協委員,電話:13909112811,郵箱:[email protected],地址:延安市政府東樓5020室,郵編:716000,)

發布時間:2016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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